通电话，哪有心思扯这些无聊的话题，干巴巴说：“没有。”
“有吧，我亲眼见过村干部跟村民打架，把人家女的摁在地上衣服都剥了，还扯着嗓子说老子见过几十个就数你的最小！”
听到这里方晟下意识瞟瞟“篮球”，忍住笑道：“想必那位村干部受到杨同学的严肃批评。”
杨花这才意识到引火烧身，脸有些微红，赶紧转移话题道：“哎哎哎跑题了，说正经的！方同学，上次说反映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改革浪潮中奋斗经历的创作议题，我已经动笔在写——不怕方同学笑话，是几个人分头创作，我负责乡镇这个阶段，一方面我也有乡镇工作经历，对带有乡土气息的题材驾驭得住；另一方面考虑到方同学在三滩镇那段最出彩，听说黄海一直计划拍摄电影已经申请好几回了。”
“不妥当，很不妥当，”方晟去年听卫君胜提过这碴儿，两人都觉得有过度宣传的嫌疑——其实压根黄海自作主张，事先从没征求过方晟的意见，遂通过卫卿随便找个理由压了下来，“乡镇干部是基层组织最吃重、工作压力最大的层级，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，与他们相比我觉得差距很大。”
“别谦虚了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”杨花打开笔记本，“今天来想正式向方同学讨教两个问题——别玩虚的，我要听实话呀！第一个问题，从乡镇发展角度看三滩镇是全省第一个完成功能区布局的，请问方同学当初出于哪方面考虑？第二个问题，时至今日，你是否还觉得基层选举——我指的是村主任选举不符合国情，内地将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可能做到一人一票？”
“哦，杨同学的问题很尖锐啊，实在……”
方晟实在没想到杨花真有两下子，跟“篮队”完全没关系，慢慢收敛笑容陷入沉思。
杨花问的两个问题都避开操作环节而升华到理论探索层面，一是乡镇规划布局的科学性；一是始终作为热点的基层民主选举。
见他认真思考的样子，杨花补充道：“方同学，象你这样从方塘村跌打滚爬到副部级，始终在实践性、事务性领导岗位，一定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大胆尝试和创新，也是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了，不然要等什么时候？老了退下来了写回忆录？反而有各种束缚和限制。”
“我不会写回忆录。”
方晟断然道，事实也是，他直到生命垂危那一刻都拒绝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所谓“抢救性回顾”，宁可把所有秘密随同身躯化为灰烬。
杨花笑道：“对呀，回忆录说穿了无非自我标榜和美化历史，年纪大了也难免颠三倒四、夹缠不清，还不如趁现在印象清晰多想多总结——放心，文体是小说而非纪实文学，我会注意避免读者对号入座。”
“功能区布局一直是基层工作的难点，”方晟长考后终于开口道，“难就难在功能区布局的超前性与乡镇居民的小农意识冲突，打个比方，从规划角度讲现在拓宽街道都得八车道，这叫冗余性设计，但就会有人甚至领导批评你好大喜功、搞功绩工程、铺张浪费等等，体制内如此普通群众更没法理解，街头巷尾议论与其花这么多钱砸路面，不如去扶贫、赈灾、救助五保户等等……”
杨花笑道：“类似言论上升到国家战略就是与其大把银子在非洲、南美搞援助，不如把钱放到希望工程上让更多失学儿童走进课堂，都是貌似很有道理实质一窍不通的废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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